复旦大学首席教授   上海管理教育学会会长

 

摘  要：中国式管理不是一个新名词，以笔者为首的东方管理学派自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从事这方面的探索。本文对中国式管理的兴起、定义、精髓、内容进行了深入的总结，并详细介绍了我们从文化、宏观、中观、微观以及人为等视角探索中国式管理的研究历程。

关键词：东方管理     中国式管理

Abstract: Chinese style of management is not a new term. It is since 1970s that members of Eastern Management School have been exploring this field with my guidance. This paper generalizes the origins of Chinese style of management, its definition, quintessence and contents, and also reviews the research course and varieties of its perspectives such as culture, macro, meso, micro and human behavior.

Key words: Eastern Management; Chinese style of management

 

历史一再证明，最有生命力、最有创造性的管理理论往往产生于经济迅速起飞的国家与地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深入推进，中国式管理越来越得到管理学者、实践人士的高度关注。然而，什么是中国式管理？中国式管理的精髓是什么？中国式管理研究状况是怎样的？未来的研究发展方向是怎样的？目前，学界对这些问题的看法还存在一定的分歧。今天，我愿与各位专家学者一起来就中国式管理进行一些讨论，期待抛砖引玉，共同促进中国式管理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

“中国式管理”并不是一个新名词，也不是最近才被提到管理学界、实践界来讨论的？事实上，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任会长的中国国民经济管理学会、上海管理教育学会，以及以我为首的复旦大学东方管理学派诸多学者就开始进行中国式管理方面的研究。自1979年起，我们在全国率先连续举办《企业管理》、《经济管理》、《国民经济管理学》、《管理心理学》等电视讲座，开始探索中国式管理的问题，节目在中央电视台、上海电视台播出，在全国引起很大的反响。1986年，我在《文汇报》上发表《现代管理学中的古为今用》一文，更是明确提出了如何运用古今中外管理思想精华探讨“中国式管理”的问题。同时，我们召开多次学术会议探讨中国式管理问题，也在一些国际研讨会上与日本学术界的朋友讨论了东方管理问题。这个时期，台湾的一些学者也召开过类似的研讨会，进行中国式管理主题的研究和讨论。

近来，为什么学界和实务界都掀起一股研究“中国式管理”热潮呢？这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改革开放后，现代西方的管理理念和方法迅速涌入我国。这些理论、方法确实丰富了我们的视野，扩展了中国企业家的思路，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或者是由于我国与外界交流长期闭塞的缘故，或者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繁荣的刺激，一时国内管理学界言必称西方，商学院为MBA开设的课程基本上也是照搬国外教材、国外理论和国外的方法。然而，这种源于西方文化背景的管理理论、方法是否可以普遍适用于其他国家文化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存在两种看法。看法之一是文化无影响论，这派观点主要认为管理就是管理，存在着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管理理论、制度、和方法。看法之二是文化相对主义论，这种观点认为文化是管理的一个重要影响变量，不存在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管理理论、制度和方法。就如哈佛商学院坎特教授所言：“建造一个用共同的管理文化统一全世界的商业习惯做法的企业地球村的想法只是梦想而不能成为现实。”

现在这种观点也越来越得到学者、实践者的支持。在理论探讨中，人们发现西方的理论难以解释中国管理实践中的诸多问题。在实践探索中，人们也开始认识到西方管理理论脆弱的一面，人们崇拜西方管理的心理开始淡化，日益学会了理性思考本土管理的问题，由此促进了中国式管理理论的萌芽和成长。上海盛大网络发展有限公司总裁唐骏说：“在中国做管理，仅有一些基本的管理理念是不够的，还需要一些个性化，这源于中国文化。” TCL集团总裁李东生也说：“20年前，中国企业家不看西方管理的书籍，那是无知；20年后还在看西方管理书籍，那就是无能了。”按照华为总裁任正非的“僵化、固化、优化”说法，今天的中国已经经历了西方管理理论的僵化、固化阶段，该根据中国文化特征对引进的西方理论进行优化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人们开始积极讨论中国式管理。

我认为，现在有些专家还没有意识到要去应用马克思关于管理两重性的思想来对待当前管理文化冲撞、融合的必然性。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2004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已达136515亿元，同比增长9.5％。2005年1－3季度，GDP继续保持9.4％的增长速度。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已由1998年的1％左右提高到目前约4％。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造就了一批批成功的企业和企业家。对这些成功的企业进行研究，提炼中国式管理精髓成为了中国管理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掀起一股“中国式管理”热潮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提升了中国企业家、中国学者的自信心，让大家有充足的底气来探索中国式管理。

 

        尽管目前学界对中国式管理进行了颇多的讨论，然而比较深刻的论述少见，甚至于对中国式管理的界定都不十分明晰。

       我们认为，所谓中国式管理，就是以“三学”为理论基础，以东方管理学的“三为”、“四治”、“五行”、“三和”为主线[①]，基于我国经济管理实践经验，凝练我国古、近、现代管理思想精华而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全球视野的现代管理模式。

       中国式管理决不只是从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研究中去寻找历史文化渊源，而且更注重对当代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的成功经验进行挖掘、归纳、梳理和提升。中国式管理也决不只是探索中国境内的管理实践，而且也探索海外华商管理实践，更是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来探索中西方管理的比较。中国式管理不仅研究我国古、近、现代的成功管理经验，而且也研究失败的案例与教训。

        我们认为，中国式管理的探索涉及到如何融合国际与本土经验、演绎东西方管理思想精髓、探索未来管理之道、服务企业管理实践和经济社会发展等多方面的内容。我们探索东方管理学思想的历程，其实就是在全球化视野下研究中国管理思想与实践的过程。我们的目的是要在管理创新与实践中取得“多赢”的结果，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为中国管理学体系的构建做点贡献。

有效的管理是个人、家庭、企业、国家成功的关键。经过多年研究，我认为管理哲学贵在人为；管理行为贵在人和；管理之道贵在效率。中国式管理的精髓就是我一再强调的“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纵观古、近、现代中国管理的成功实践，都验证了这点。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认同我这一观点。比如，2005年11月5日，《解放日报》刊载《探寻“海派管理文化”要义》的文章中谈到：“海派管理的融合创新，其基础是中国管理文化。……中国管理文化的要义，就是复旦大学苏东水教授归纳的：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

“以人为本”就是要求一切管理活动以人为中心，努力实现人的全面、自由、普遍发展。在中国，“以人为本”一词的完整提法最早出自《管子·霸言》，管子的“人本”思想还停留在工具论的层面上，此后又有孟子的“民贵”论等更接近现代人本管理哲学的思想。我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陆续提出管理要以人为中心、中国式管理的基本精神是“人乃天”和“事人如天”等观点。这些观点是基于历史连续性归纳出来的，因为中国管理哲学中的确有这样的传统，但现实中的管理方法和操作可能经常与之相悖。最近几年，中国的领导层重新意识到“以人为本”的重要性，将其作为最基本的执政理念之一，这种理念很快由上至下渗透到各级政府、各类企业乃至每一个家庭和个人。

“以德为先”即强调道德伦理在管理中的作用。管理者经常要运用权威来指挥和影响组织成员，其中有些权威是制度所赋予的，另一些则有赖于管理者的个人魅力和其它优秀品质，东方管理学更推崇后者。管理者要通过“修己”树立道德之威，在无形中影响被管理者，被管理者也要通过“修己”实施自我管理，以求更好地胜任本职工作。《论语·尧曰》中讲到个人品行要“尊五美”，其中的“泰而不骄”、“威而不猛”两项可以看作对管理中道德之威的绝佳注解。

“人为为人”要求无论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必须首先注意自己的行为和修养，然后从为人的角度出发，控制和调整自己的行为，创造一种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激励环境，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和积极性，使人们能够更好地发展自我，服务社会。“人为为人”的理念落实在实践中，是倡导以身垂范、合理授权与自我管理。清代曾国藩对军队和家庭的管理就是“人为为人”的典范。

目前，大家对中国式管理的理解还存在一种误区，即以为中国式管理仅仅研究中国成功企业的管理模式，将视角仅仅限于企业这一微观层次。我认为，这种做法相当不妥。比如，中国经济改革开放20多年来，宏观经济发展成就举世瞩目，难道就没有一些特别的东西值得我们提炼、总结、和提升？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也是相当具有特色的，难道也不值得我们进行深入提炼？再有，中国企业的发展怎么能脱离改革开放以及全球化的背景来讨论？

经过多年探索，我以为中国式管理的主要内容包括四个方面：治国学、治生学、治家学和治身学。它不仅涵盖了管理实践中的各个层面，而且也符合中国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推演逻辑。这与目前一些研究者仅关注企业管理层面的中国式管理研究不同，我们认为中国式管理不仅包括微观个体层面、企业层面，而且包括中观层面的产业、区域，包括宏观层面的国家治理，更应包括管理文化的融合与创造性转换。整个的中国经济实践是一个整体，我们研究中国式管理，必须采取一种系统观。否则，讨论无法深入，也无法触及一些本质性的元素。

治国讲的是国家管理。治国理论就是探讨中国从古至今治国的理念与实践精华。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经历了无数次的改朝换代和多种外来文化的渗透，积累了丰富而深邃的治国理念、治国法则和治国方法。就治国理念而言，最具代表性的有：道法自然、济世兴邦、礼法并举、以民为本等。就治国法则而言，代表性的有：为政以德、人治与法治相结合、强根固本、居安思危、保民而王、集分适当、开放创新等。就治国手段而言，有无为而治、唯法为治、以德治国等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所有这些治国的道理、理论、经验都需要我们去提炼、梳理和总结。

治生是经营、谋生计的意思。治生理论就是探讨中国从古至今治生的理念与实践精华。东方管理的治生论，是以“德本财末”道德观和“诚、信、义、仁”伦理思想为哲学核心，并以“积著之理”为中心，依循所发现的客观经济规律，以及由此所发展出来的预测、战略计划、市场营销、人事管理和质量管理等方面的方法和技巧。因此，东方管理的治生之道，特别强调以德治生、以义取利，以仁德观建立企业经营的核心理念，强调企业对社会的责任。另外，中国现代区域经济发展、产业政策制定、产业结构调整方面的经验、教训也企待我们去总结。

治家指家庭管理，治家理论就是探讨中国从古至今家庭管理的理念与实践精华。家庭不仅是个体社会化的最早场所，也是个体外出谋生、创事业的后方根据地。俗语说，“家和万事兴”。中国人对家庭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有人甚至认为中国文化就是一种“家本位”文化。因此，将家庭纳入企业管理范围之中也是相当必要的。没有探讨家庭管理、家业管理是现代管理学中一个很大的缺陷。然而，中国当代民营经济的发展一种重要形式就是家族制企业的发展。研究中国家族制企业的发展、转型与传承，已成为历史交给我们的重要使命。

治身即自我管理。治身理论就是探讨中国从古至今个体修炼的理念与实践精华。自我管理是个体成功的关键，也是治家、治生、治国的逻辑基础。在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中，治身是一种体验之学，是一种个人的修养功夫。它是一个不断积功累行的过程，是对自己私欲的克服，也是对自身的身体、心灵、精神、情感、智慧水平体的改善。其关键是必须通过主体人的自我认识、自我判断、自我选择和自我努力来实现。当一个人能够自觉、有意识地经过自我思考和选择，依据客观规律确定自己的人生价值和方向时，他也就开始成为自己的命运的建筑师——造命人。自我管理理论是中国式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区别于西方的管理一个重要特色。

有研究者认为，目前的中国式管理研究存在三股力量：研究古代管理思想现代应用的古典主义派；基于中国人文化特征诠释现代具体操作办法的现实主义派；否认中国式管理存在的批判主义派。我以为这样的分类方式固然直观，却失之于过分简化，无视中国式管理研究的动态发展过程。因此，我不主张对中国式管理进行这类横断面的分隔。相反，我主张从动态演进的观点来看待中国式管理研究。

从我们的研究过程来看，我认为中国式管理的研究包括三个阶段：（1）古为今用阶段，这个阶段主要归纳、提炼我国古代、近代的管理精髓，并在现代经济环境中对其进行创造性转换和应用；（2）融合创新阶段，这个阶段主要积极吸收西方管理的精髓，并在中国文化背景之中对其进行本土化；（3）现代发展阶段，这个阶段主要是提炼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管理理念与实践精髓，构建有中国特色、全球视野的管理模式。这三个阶段是层层递进，相辅相成的。第一个阶段做不好，第二个阶段也难以为续，第三个阶段更是无本之木。

近30年来，我们东方管理学派的学者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做好每个阶段的事情，现在我们也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和框架。具体说来，我们东方管理学派的学者主要从以下五个视角对中国式管理进行了深入研究：

我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发生兴趣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文革刚结束，我开设了《红楼梦管理思想研究》讲座。1986年，我在日本参加的现代化国际研讨会上，专门介绍了中国现代化管理中古为今用的事例，引起与到会专家、学者、企业家高度重视和热烈讨论。当时一位日本学者提出要和我合作，共建管理的东方学派，我不同意。我想，我们中国人独自建立管理的东方学派。1990年，我在日本东京国际学术交流会上发表《中国古代行为学派研究》的演讲，引起了学者们的积极讨论。正是在对东西方管理思想的比较研究中，我越来越发现生搬硬套西方理论的不科学性和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无穷魅力。

此后，我在日本、美国、法国、西班牙、瑞典、南非等国家召开的历届世界管理大会上发表《弘扬东方管理文化，建立中国特色的管理体系》、《东方管理文化的探索》、《中华文化与管理科学》、《无形资产管理》、《东方管理文化的复兴》等等学术演讲。一再强调要加强对中国传统管理文化进行研究，要做到古为今用。

我们在经过多年艰苦求索之后，于1996年主编出版《中国管理通鉴》（四卷，280万字），这是我们探索中国式管理的一个重要的阶段性成果。该也是我国第一部有关此方面的著作。在这套书中，我们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进行了精心细致的梳理、提炼，对中国传统管理的理论、实践、效应等进行全方位的探索和研究，内容涉及儒、墨、道、法、兵、纵横、阴阳、杂、农、技等百家流派、人物和思想。在这一部著作中，我逐渐概括出治国、治生、治身学的理论框架。治国学主要社会人口、田制、生产、市场、财赋、漕运、人事、行政、币制等方面管理的学问；治生学主要是农副业、工业、运输、建筑、市场经营等方面管理的学问；治身学主要研究谋略、人为、用人、造材、激励、修身、公关、博弈、奖惩、沟通等方面的学问。2001年，我出版《管理学》一书，在该书中增加了治家学这一子系统，从而将东方管理理论体系扩展为治国学、治家学、治生学、治身学四大子系统。中华儿女在这四大子系统积累的丰富实践经验与学问形成了东方独特的管理文化。基于东方管理文化，我们形成了自己的管理学科体系——东方管理学。

在2003年出版《东方管理》一书的基础上，我的专著《东方管理学》在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正式出版。此书围绕“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以学、为、治、行、和为主线，深入探讨了三为、四治、五行、和谐等问题。该书系统论述东方管理学学科的理论体系，是对以我为首的东方管理学派多年来探索的集中总结，是我国第一个中国式管理理论体系框架。

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旅是创新之旅，无前人经验可供借鉴。“摸着石头过河”，说的是实践；而对于理论界而言，我们迫切需要的是总结、提炼“过河”经验，为日后的实践提供理论指导。东方管理学派从来就是相当关注中国国民经济管理。

改革开放后不久，我就主持编写了《国民经济管理学》（1982年），这是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专著。该书于1986－1988年分别获全国十大畅销书之一，国家教委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迄今该书发行已达300余万册。马洪同志指出：“该书形成了一个体系，有一定的逻辑性，这是很好的。”还指出：“它为我国的经济管理理论填补了一项空白。”中宣部王惠德副部长指出：“这本书很重要，这在我国是新建立起来的一个理论体系，是一项基本建设。”这本书有许多创新内容：在我国首创了比较完整的、合理的国民经济管理学科理论体系；在理论上有所突破，为建立中国特色的国民经济管理理论开拓了一条新路；把传统与现代的管理科学结合起来；侧重如何提高社会效益；研究并建立了几个分支新学科，比如经济监督学、经济决策学和城市经济学等。

我在收集多方面反馈意见之后，于1998年重新主编出版《中国国民经济管理学》，该书联系我国十五年来改革开放的理论与实践、东西方管理文化的精髓以及国际经济管理发展趋势，形成了理论、主体、过程、行为的中国国民经济管理学的新体系，是我多年来探索中国式宏观经济管理的成果。

作为复旦大学国家重点学科产业经济学建设的重要内容，我们经过十几年的研究，根据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整理、提炼形成了《应用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著作，这是从中观角度对中国经济管理进行探索的重要成果。《应用经济学》是我国第一部此类著作，主要是应用东方管理“人本、人德、人为”思想研究企业、市场、政府、社会的互动关系。《产业经济学》则已被众多高等院校选为研究生教材。另外，我们还组织专家学者对十八项中国产业进行专题研究，并组织中国产业经济博士讲坛。

区域经济是产业经济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主题。我较早就比较关注中国的沿海区域经济发展，并试图提炼、归纳一定的发展模式。1987年，我承接国家重点博士点科研项目“中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并于1991年4月在东亚－中国沿海经济发展国际研讨会上提出20世纪90年代“以上海为中心，南北两翼齐飞，以沿海地区为轴心，内外市场联动”的中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模式。当时有国内外近10家新闻媒体报道了这一战略观点。后来，这一研究结论在《中国沿海经济研究》（1993）得到全面论述。

作为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研究的一部分，我对泉州的发展路径、战略进行了研究。最终，我提出了“泉州模式”（即侨乡模式），即股份制的经济模式、外向型的市场体系、侨洋式的生产条件、灵活的经营管理、国际化的发展道路等观点，从理论与实践上阐明了泉州模式的发展道路，中国的中小型企业如何走中国特色的管理之道。这一模式是我国继“苏南模式”、“温州模式”之后的又一个区域发展模式。这些理论观点在《泉州发展战略研究》一书中已有深入阐述。

我除了积极探索中国式宏观经济管理、中观经济管理外，还积极探索比较微观的即企业层面的中国式管理问题。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985年，我在《复旦学报》上发表《试论管理科学的性质与对象》一文，该论文后来获得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论文奖。该文以马克思关于管理两重性的理论为指导，在率先挖掘中国历代管理思想宝库的基础上，第一次阐发了管理科学的多功能、多层次、多属性的特征，明确提出管理科学是一个综合性研究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科学体系；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论点。2001年，我主编出版《管理学》（东方出版中心）一书。该书的最大特色是有机整合了古今中外主要的管理理论、方法、技巧，辟专章介绍东方管理的原理，探讨东方管理的治国、治生、治家、治身的理论及其现代价值；华商管理的创业、经营、创新及其国际意义。

我1983年与他人合作编写《工业经济管理》，1982年出版《工业企业经营管理学》（上下册）。前者获全国经济管理干部培训教材优秀一等奖；后者是国内在该领域较早的著作，获上海市“六五”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我主编和撰写的《企业经营管理教材丛书》（共计18卷），系统地论述了企业计划、生产、组织、销售等环节，成为我国最早编著发行的一套较为完整、系统的生产经营管理人员的实用工具书。这些都是结合中国文化背景，适合中国国情的企业管理著作，是我一直以来持续探索的成果，较早提出了中国式现代经营管理的产、供、销与经济问题。

我对中国乡镇小企业的调研始于1958年，并写了《社队工业》一书。20世纪80年代，我主持了上海市“七五”重点科研项目“中国乡镇企业模式比较研究”，并于1986年率先主持了全国性的“乡镇经济模式比较”研讨会，提出把乡镇建设成“城乡融合的新型区域”的战略目标。我在中国乡镇企业方面的研究比较早。我还主编过《中国侨乡经济管理学》、《中国乡镇企业家丛书》等八册，集中阐述了乡镇企业如何走中国式管理之路。

1986年，我在江泽民同志主持的上海市理论双月会上提出了“间接控制论”等观念，全文被印发上报中央。我提出，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主要就在于增强企业活力，完善市场体系和搞好间接控制这相互关联的三个方面，公开提出要实现中国式企业管理的前提条件是，国家对企业的管理应由直接控制改为间接控制为主的观点。

1987年我主持上海社科重点项目《现代企业家研究》，发出了敢于在市场充分开拓创新的现代新型企业家的呼唤。1989年，我出版《现代企业家手册》一书，首次对现代企业家的涵义、特征、素质、性格、作风、行为、环境、领导艺术等等进行全面论述。我们组织设计的《现代企业家仿真测评》的科研项目被社会评价为“国内领先，具有国际先进水平”。这是中国自己开发出来的较早的人才测评软件，为中国式管理人才的评价，提出一套指标体系。

1989年，我出版《中国企业管理现代化研究》一书，该书是上海市“六五”重点科研项目的成果，是我国第一本系统论述中国企业管理现代化的著作，荣获上海社科特等奖。在该书中，我在我国首次提出较完整的中国企业管理现代化的体系内容，即：思想、组织、人才、方法、手段现代化，并得到国家教委认可，被写入《企业管理现代化纲要》。在该书中，我在比较国外企业管理现代化的过程和经验的前提下，提出了中国企业管理现代化的模式以及展望；也研究了现代管理中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问题。我还自1988年6月起在《企业管理》杂志连刊《企业管理现代化讲座》，主要介绍中国式管理形成过程与特色的问题。

我自1986年出版《管理心理学》一书以来，迄今已出修订四版，发行逾百万册，曾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一等奖。该书是我研究人为学（或人为科学）的基础，首次指出管理的本质就是“人为为人”。“人为”与“为人”两者具有辩证关系，互相联系并且可以相互转化。对于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而言，都有一个从个体行为逐步向他人服务转变的过程，即从“人为”向“为人”转变的过程。这一过程体现在家庭、行业、国家一切方面的管理之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越是注重自身行为的素质，其“为人”即管理效果就越快。从领导学角度看，“人为”侧重“领”，通过领导者修炼自我素养而为被领导者作出表率；“为人”侧重于导，通过关注被领导者的情感、利益和需求来引导他们的行为，使之与领导者的行为一致，与组织群体的目标相一致。“人为为人”的要旨就是要把管理与伦理结合起来，把合乎规范的“领”与合乎情理的“导”结合起来，把领导者的行为与被领导者的行为结合起来，并从中寻求中正、中和、中庸、中行的途径以达成群体目标。我认为，要促进中国经济腾飞，就要重视研究中国人的行为、中国企业本身的行为以及中国政府对企业管理的行为。基于人为学基础之上的《管理心理学》是我从东方管理本质“人为为人”入手来探索中国式管理心理学理论体系的成果。

       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也是一个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时代，更是中国式管理走向世界的时代。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企业的强大、华商企业的强盛必将推动中国式管理在世界的传播。

我们东方管理学派的研究探索从一开始就是开放式、全球性视野的。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就积极开展各种国际学术交流，90年代初参加了全球最活跃的管理学术组织——世界管理协会联盟（IFSAM），力图在与世界一流学者和企业家的交流中把握国际管理发展趋势，推动中国式管理的研究。1997年世界管理大会在复旦大学召开，我作为大会主席做了“面向21世纪的东西方管理文化”的主题报告，使国内外学术界更重视以中华文化为核心的东方管理文化，国内外有50多家新闻媒体报道了此次盛会。有媒体指出：这是“东方管理文化在世界叫响”。

      为了建设一个长效的学术平台，自1997年起，我们从此连续九年举办了九届世界管理论坛暨东方管理论坛，影响深远。马洪同志评价说：“他们勇敢地走向世界，参加或主持了历次世界管理大会，发表论文达350余篇。最具标志性的是，苏东水教授创造性地阐述了东方管理文化‘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的核心理念。为将东方管理文化推向世界做了意义深远的探索。我相信，只要中国的学者和企业家能够深入领会东方管理文化的精髓，并将其自觉运用于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国企管理之中，我们的企业就一定能够在激烈的全球化竞争中不断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②]

        我们还与上海管理教育学会、东亚管理学院等单位一起举办了系列博士论坛和东方精英大讲坛，聘请国内外知名企业家、教授、专家学者进行关于中国式管理理论与实践的演讲。在我的率领下，中国代表团争取到了2008年“世界管理协会联盟（IFSAM）大会”的主办权。这次大会将是我们向国外专家展示我们中国式管理研究成果的盛会。我相信，只要我们大家齐心协力，共同来研究东方管理，东方管理学必将在世界管理丛林中一木参天、枝繁叶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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