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管理协会联盟中国委员会主席

复旦大学 首席教授

 

 

内容摘要：经过多年努力，东方管理学科的理论体系已经基本构建成形。管理学从来都是一门实践的科学，我们面临的新任务是大力推行东方管理教育、培养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人才、让东方管理学理论实现从书斋到实践的跨越。本文简单回顾了中国管理教育的发展历程和现代东方管理教育事业的新成就，并对发展东方管理教育面临的现实问题进行了论述。

 

二十余年来，经过以复旦大学学者群为主体的东方管理学派的专家、学者、学子和企业家二百余人和衷共济、勤奋钻研，东方管理学术研究与理论体系构建已经取得了卓著的成果。随着东方管理学科不断发展完善，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越来越感到在东方管理教育领域有许多问题值得深入探讨。为人师者，有“传道、授业、解惑”的责任，“教学相长”也有助于学术研究向纵深发展。而且，管理学是一门实践的科学，任何一种管理学理论，如果不能走出书斋，不能切实指导经济、社会发展，就毫无意义可言，而管理教育正是管理理论向管理实践跨越的桥梁。东方管理科学要进一步创新与发展，必须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从现在开始就加强东方管理思想的教育和传播工作，通过“传道授业”的途径，实现东方管理学派“经世济民”的理想。

本文将从中国高等管理教育历史回顾、东方管理教育体系的初建和中国发展东方管理教育的现实问题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高等管理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高级管理人才。中国的高等管理教育历史悠久，自古以来历朝历代都注重培养各类高级专门人才，尤其是高级管理人才。中国高等管理教育的制度、教材、方法是伴随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其影响波及许多国家。1988年1月，西方75位诺贝尔奖得主在法国巴黎集会，他们在宣言中向世界呼吁：“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1]众所周知，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和中国最早的教育家，而儒家思想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要支撑的东方管理思想的核心，儒家经典“四书”、“五经”[2]也是中国传统管理教育的范本，西方学者对孔子智慧的重视昭示着包括东方管理思想在内的东方文化强劲的生命力及其在新世纪复兴的光明前景。

纵观中国封建社会两千余年的高等管理教育，公共事务管理人才的培养是重中之重。绝大多数封建王朝建有中央和地方的公立学校，隋唐开始建立科举考试制度，儒家经典“四书”、“五经”逐渐成为科举考试的必读书籍，各类注疏也因此成为教育和考试的辅导教材。由于中国封建政权一直贯彻道德治国的精神，比较忽略法律与技术，因此熟读“四书”、“五经”就基本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满足当时教育培养高级行政管理人才的需求。从唐朝开始，一些朝代在专业管理人才教育领域也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唐朝在中央设立了律学、医学、算学等专门学校，培养的学生许多成为政府工程、司法、医药等部门的技术官僚，并吸引了许多外国留学生前来学习。当然，即使这些学校也非常重视儒家道德伦理的灌输，而且许多技术专家本身就是政治官僚。

这样一种以儒家思想为本位的管理教育模式绝非特定区域或特定历史时期的偶然事件，因为时至今日儒家思想仍有旺盛的生命力，近现代史上日本和新加坡等国家都依托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学说为基础的东方文化（含东方管理思想）培养高级管理人才，实现了经济复兴和教育兴国，它们的建设成果为世界所瞩目。所以，日本学者发出的“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赞叹也就不难理解了。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的二十余年，政府对发展高等管理教育非常重视，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但也走过不少弯路。纵观近五十年来的中国管理教育，20世纪50年代开始实施计划经济，以学习苏联一套为主；到文革期间，受到“管理也是社教”思维的影响，谈不上什么科学的高等管理教育；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开始了学习东欧、日本、美、英、法、澳等国的潮流；80年代开始，我国管理教育以高校和企业协会活动为主；1991年起，又引进欧美国家MBA专业学位的教育形式。一直到现在，已经基本形成了以西方文化为主要背景、主要应用西方的管理教育制度、教材和方法的管理教育体系。这样一种管理教育模式引进了西方管理理论的新概念、新思想、新方法，促进了中国管理教育的发展。但事实证明，形形色色的西方理论并没有马上给中国企业管理实践带来成功，相反，缺少合理取舍的一味吸收还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当前中国高等管理教育最主要的组成部分——MBA教育在教育体制、师资品牌和学员素质等方面都存在不少问题，而且已经出现了重理论知识轻实践经验、重西方经验轻本土实际、重学历文凭轻学识能力等不良趋势。

 

当代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交流与融会贯通已经成为发展管理学教育与学术研究的重要动力。现代管理学是东西方各国人民生产实践、摸索总结与不断相互学习的共同结晶，一国的管理教育也应该是立足于本国管理实践与管理文化，不断学习借鉴外部成果的教育体系。我们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就开始研究探索如何融合中外管理精华，如何形成以中华优秀文化为核心的东方管理学、如何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开展东方管理教育。迄今为止，这一工作已经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并取得了初步成果。

1976年我开始在复旦大学开设“红楼梦经济管理思想研究”讲座，1978年写出《〈红楼梦〉的经济管理思想》一文，1986年首次公开发表《现代管理学中的古为今用》，20世纪90年代历时三年组织编纂出版了《中国管理通鉴》。90年代初我在国际管理学术界创造性地提出并阐述了东方管理以“以人为本，以德为先”思想为基础的“人为为人”的核心理念，并在“三为”理念的基础上，提出了东方管理文化“三、六、九”构成理论[3]和“十五要素说”的管理哲学观[4]，受到国内外专家学者的高度赞誉，为开展东方管理教育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我们的管理教育活动可以追溯到1978年。当时的上海管理教育学会、中国国民经济管理学会最早在中国开办企业管理、国民经济管理、管理心理学和经济管理电视讲座，听众人数多达数百万。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为培养中国厅局级高级管理人才，1982年我们受国家经委委托举办了“工业经济研究生班”。为了更好地开展管理教育工作，这一阶段我们出版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教材和专著：《企业管理教材系列》、《国民经济管理学》、《管理心理学》、《经济管理》、《工业企业经营管理学》、《中国乡镇企业家系列丛书》等。

1992—2000我连续四次参加在日本东京、美国达拉斯、法国巴黎、西班牙马德里和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的世界管理大会，提交了《中国古代管理行为学说》、《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建立中国特色的管理学体系》、《东方管理文化的探索》、《东方管理文化的复兴》、《面向21世纪的东西方管理文化》等论文，颇受与会各国代表关注。为了扩大东方管理学的影响，我们从1997年起，连续举办七届世界管理论坛暨东方管理学术研讨会，一届华商管理大会，就东方管理教育与东方管理研究展开广泛探讨，在海内外学术界和企业界引起了巨大反响。特别是1997年在上海召开的97世界管理大会影响深远，国内外50余家媒体到会采访。正如一家权威媒体的报道所言，这标志着“东方管理文化在世界叫响”。

随着这一阶段东方管理学术研究和理论体系构建的顺利推进，我们对东方管理教育的认识也逐步加深。尤其是通过与国内外学者的广泛交流，大家对如何发展管理教育达成了初步的共识，即无论东方的管理教育还是西方的管理教育都要重视“以人为本”思想在管理教育中的作用，都要提高文化因素在管理教育中的地位，都要充分认识到“创新”意识对管理教育的重要影响，都要走东西方融合发展的道路。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们就开始招收东方管理、管理心理等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在课程设置、人才培养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实践证明，这些方向的毕业生都已经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力量，多人担任了省部、地厅级领导干部。

90年代中期以后东方管理教育与人才培养开始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阶段。首先，复旦大学东方管理学科的教师、研究人员和学生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几年来在本领域发表论文上百篇，目前已结集出版“世界管理论坛暨东方管理论坛”论文集六册，“华商管理大会”论文集一册，其中我的《伟大时代的新学说——东方管理学思想的兴起》、王家瑞教授的《弘扬东方管理，促进世界文明》等论文被《人民日报》等权威报刊刊登或转载。其次，东方管理教育的教材建设有重大进展，近几年的代表作有：《中国国民经济管理学》、《管理心理学》、《管理学——东方管理学派的探索》、以东方管理学视角的《产业经济学》、比较全面系统的《东方管理》等，填补了东方管理教育与研究领域的多项空白。其中，《管理心理学》多次荣获国家与上海市奖励，目前已出第四版，印数超过60万册，《产业经济学》被教育部列为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

此外，这一阶段我们还建立了东方管理的教育、科研与实践基地——东亚管理学院，并在香港注册设立了东方管理科学研究院（香港）。除复旦大学以外，上海交通大学和华侨大学等著名大学都成立了东方管理研究中心，为培养东方管理学科的高级人才、推动东方管理教育与科研奠定了坚实基础。

 

现在，东方管理学已经具备了公认的科学价值、巨大的研究空间、比较成熟的理论体系和相对独立的研究范畴，而且我们还积累了雄厚的教育科研力量，业已形成了包括博导、教授、副教授、博士在内的合理的学术梯队。大力开展东方管理教育的时机日渐成熟，与此同时，许多现实工作显得更加迫切。为了推动东方管理教育健康、迅速发展，当前和未来几年我们将努力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复旦大学经济管理研究所将在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下设置独立的东方管理学二级学科硕士点、博士点，招收硕士生和博士生。目前，我们的申请已经获得批准，将于2005年开始招生。

东方管理学硕士生的培养将突出应用型、实践型的特色，我们准备把它办成有中国特色的MBA和MPA项目，争创OMBA（Oriental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与OMPA（Oriental Maste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品牌，培养既具有中国本土管理文化优势、又掌握东西方管理精髓的实践型高级工商管理人才与公共管理人才。除了依托现有师资力量，我们还将陆续聘请大量有高学历和丰富管理经验的企业家与政府官员参与教育活动。

东方管理学博士点拟分设东方管理文化研究、东方管理心理研究及世界华商管理研究等三个主要研究方向，培养具备渊博的传统文化知识，扎实的经济学、管理学及行为科学的理论基础，在本学科领域的一个方面有独立创新见解和开拓性学术成果的高级管理人员与高级研究人员。东方管理学博士还可以作为本学科点重要的后备师资力量。

第二、完善现有东方管理教育的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我们准备集中人力、财力全心打造包括东方管理学、中国管理学、华商管理学、治国、治家、治生、治身、人本论、人德论、人为论、人缘论、人道论、人谋论、人心论、人才论的“三学、四治、八论”的东方管理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进一步推广东方管理思想。这一套丛书也将作为东方管理学硕士点和博士点的教材和参考书。

第三、继续办好世界管理论坛暨东方管理学术研讨会，努力做好筹办2008年第九届世界管理大会的工作。世界管理论坛不仅要办成东方管理学术研究的盛会，也要办成中国高校管理院系交流管理教育经验，推动东方管理教育发展的盛会。我们准备把第八届世界管理大会的主题定为“东方管理学的创新与发展”，促进东方管理研究与东方管理教育的国际交流，扩大东方管理学的国际影响，力争使东方管理学说在世界管理学丛林中独树一帜，枝繁叶茂，并通过举办世界管理大会向全球推广届时已经比较成熟完善的东方管理教育模式，为世界管理教育的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我们多年的研究和探索显示，要真正解决中国管理实践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建立一整套立足本土、博采众长的全新的管理教育体系。在发展东方管理教育事业的过程中，我们也逐渐明确了东方管理教育究竟是怎样一种教育模式。现在，我们所理解的东方管理教育，就是课程内容立足东方管理思想并融合中西管理思想精髓、教育方法充分借鉴中国“知行统一”的传统哲学观、全程渗透本土管理实践机会的管理教育模式。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5]，我们已经在东方管理教育领域取得了一些开拓性的成果，虽然未来的任务仍然非常艰巨，但我和我的同事们有信心把这项工作做好。衷心希望各位同仁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建议，也热烈欢迎有兴趣的学者参与我们的事业，共同繁荣世界管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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